随笔｜从《狂飙》说起，“救世主”文化符号塑造与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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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救世主”与社会信任

在《遥远的救世主》中说到“弱势文化是祈求救世主的文化”，虽然我不喜欢这本书，但是这句话我倒是挺认同，换个角度想，如果群众开始对“遥远的救世主”抱有不现实的期望，是否也说明我们对现实中的自己和当前的系统缺乏信任呢？

注：[[弗朗西斯·福山|弗朗西斯·福山]]在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提到两种信任，一种是[[人际信任|人际信任]]，这是私人间基于关系的信任；另一种叫 “[[系统信任|系统信任]]”，这是人们对于规则、制度、系统的信任。系统信任决定了“社会资本”大小，即群体内部或组织内部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大小。因为相信规则、制度、法律会给予私人权益的保障，所以在形成团体/组织的时候凝聚力会更强。

人们想象一个理想的“救世主”，以前的包青天，如今的安欣，无疑都是把我们对公义的追求寄托在了某一个不现实的人物身上，他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需要在想象中才敢假设他们存在。

我从不相信有人身上不沾一点污泥，人无可避免有私心，这才是更普遍的现状，人们对包青天之类人物的救世幻想，也同时包含着对他们“完美无私”的期望，他们必须是无私正义的，这样才能实现“绝对正义”，于是安欣不能有私心、不能有软肋，所以江阳必须死期将至，才能放手一搏，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偏离那个公道的结局。将一个普通人逼迫成为“卫道者”是一种群体暴力，对“完美”的苛求是社会的霸权。

对理想主义者的“完美”霸权

对追求正义的人的发言和行动进行一种完美的设想，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们必须要满足“完美”的期望，他应该时时刻刻走在“正确”的路上，哪怕暂时动摇，也要及时回到轨道上。与高期望对应的是正义实现之后的感恩戴德，这样「包青天」作为一种想象的符号完成人们心中对“公道”的追求和他们想象中的感恩，有时候我也会感觉这种感恩像一种“自我客体化”，人们将自己作为被拯救者貌似参与了一场“伟大”的戏剧。这场“救世”的剧本里，没有人是立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平面的符号。作为拯救者、作为被拯救者，于是一种虚假的、宗教式的威权就建立起来了。

每一个符号的行动，是可以预想的，他们必须有单一直接的逻辑，否则他们就不能称之为符号了。所以正派必须要正，反派必须要坏，人的灰色是不被允许的存在，如果他们立体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是与我们一样的人，那么我们就会对正面的符号失去幻想，对反面的符号失去痛恨，因为他们都可能是我，所以他们的光坏与黑暗都被驱散了，这是一种对“幻想”的祛魅，也是对“救世主”符号的祛魅。

人不会是单一的黑，也不会是单纯的白，好人也会做坏事，坏人偶尔也会有良心，因为他们是人。两部大热剧中最动人反而是两个所谓的反派——祁同伟与高启强，他们的坏，有着复杂的形成路径，最单薄的人物是主流想要歌颂的符号——侯亮平与安欣。只有 xxx 才能救 xxx 的想法是危险的，我相信时代中特定人群的特定作用，但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人们总会在其中找到路径，我不认为人类的发展只有唯一的道路可选，正如我的人生会由我的选择而走向不同的方向，历史也是如此，对唯一的定义权，其实是一种霸权，因为它剥夺了想象另一种的可能。

如果我们认识到无论是“救世主”还是“恶魔”都是我们自己或者与我们一样的人，我们不会将对公义的追求寄托在另一个“遥远的人”身上，而是寄托在更现实的规则或程序上。我们不会期望着某个人绝对正义，因为人会有私心，他也不过是人而已，我们包容这种私心，并通过规则约束这种私心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勇敢的稀缺在于代价太大而奖赏太少

敢于为不公和理想赌上自己的人生的人是罕见的，而如果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实现自己的正义是制度的失败。更合理也更可行的方式，是降低维护公义的成本，让每一个公民通过社会契约给予我们的合法途径，包括起诉、舆论等等手段捍卫我们的权利，让大部分人不需要通过赌上人生的方式求一个公道。对于“救世主”的期望问题还在于，我们期望他们是有权力的，是可以超越制度争取正义的，这也产生了一个悖论，一个可以超越规则的人为什么要选择赌上人生争取不知道是谁的人的正义呢？ 如果如此，我们又何尝不是再一次的豪赌。

赌上人生换来的正义，代价是人生，奖赏是正义本身，或许还有一些人的感恩戴德，扪心自问，这样的奖惩机制是对等的吗？如果我忍受权力对我的践踏，我或许还有机会重建自己的人生，而如果我选择了不忍受，那么成则建立一个新世界，败则被现有的制度碾为灰尘。这个成功的机会，是制度给予的空间，空间的大小，决定了一些人选择赌一把的勇气大小。如果这个空间近乎于无，每个理想主义者的人生也只有一次啊，凭什么他们要为众人抱薪呢？

最后

规则就是规则、程序只是程序，通过共同对规则的追求与塑造，通过对规则的信任聚集“社会资本”，而后组合“规则”和“社会资本”，与不公博弈，不期望救世主从天而降，而是我们要建设这样的规则，聚集这样的“社会资本”。救世主不可能是一个想象中完美的包青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下缔结的“社会契约”。

写这篇文章很头痛，因为有些文字打出来我会不自觉在脑子里做一遍“中译中”，不要想象中的救世主，要做自己生活的造物主。

随笔｜从《狂飙》说起，“救世主”文化符号塑造与霸权

随笔002：系统信任崩溃造就符号化的正面人物想象